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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“湖广填四川”
时间:
2016-04-14 07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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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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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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映月河
 
    在天府之国的广大地方,不少老一辈人都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种种传说,很多人都坦诚地说自己的祖籍是“湖北麻城孝感乡。”
     “湖广填四川”之说,有多个版本,可谓众说纷纭。在川蜀大地已有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,并没有随着斗转星移而淹没、尘封起来。
    “湖广填四川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?为什么今天的蜀人还常常津津乐道地谈论着这件事情,而且认祖归宗地把自己当作湖广移民的后人。看来,“湖广填四川”这一历史事件并不那么简单,史海钩沉,值得我们去探寻、了解……



 “湖广填四川”由来
 
    “湖广填四川”是一个特定的称谓,是一个历史事件,说来话长。
    两千多年前的秦统一中国,将蜀国变为蜀郡、并成为秦王朝的“粮仓”。秦汉以后,四川之富历居全国前列,因而历朝都十分重视巴蜀。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仍然居于最前列。到了宋代,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,特别是南宋时期,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两成,其财赋收入和供应的军粮,却占整个南宋的三分之一,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,乃至有“蜀亡则宋亡”之叹。
    古谚云:“天下未乱蜀先乱,天下已定蜀未定”。四川人能征善战、至死不降,从骨子里就一直富有反抗精神,因而数次几近遭受灭绝。
从秦汉到明清,蜀中人口进行过五次大换血。第一次是在秦灭蜀、巴之后,秦移民万家入蜀,约四五万人;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,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。在此期间,邻近四川的陕西、甘肃移民,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;第三次在北宋初年,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,这个时候,主要是陕、甘移民入川;第四次是元末明初,以湖北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;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大规模移民入川,人口达一百多万,时间长达一百多年,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湖广填四川”。
   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中,因张献忠进入四川建立大西国为转折点,连年战乱使四川人口从明万历年间一千万左右,锐减至一六六五年清朝政府统计时只有八万人左右,又说不足十万。在烽火绵延的持久战乱中,农民起义军杀反抗人民,地主杀起义农民,农民杀反动地主,满人杀汉人,汉人杀满人,“杀得鸡犬不留”,巴山蜀水许多地方成为千里无人的荒漠,虎狼成群,残存下来的百姓相互“人吃人”……因人口几近灭绝、社会生产力崩溃,四川已基本上毁灭。
    《四川通志》记载:“蜀自汉唐以来,生齿颇繁,烟火相望。及明末兵燹之后,丁口稀若晨星。”清代初年,经历兵荒马乱、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,终于平息下来。至康熙二十四年,四川因战乱人口锐减,仅有九万余,从而引发由清政府在大半个中国推行的移民填川政策。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开始,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。其中,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,因此四川人的辈先,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。
    虽然当时有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河南等十多个省份的移民,被卷入这次规模宏大的移民浪潮,但因为当时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“湖广籍”最多,而且以长江水路入川居多,因而这次事件被史学家和民间都称为“湖广填四川”。所谓“湖广”,是指湖北、湖南两地,在明清时期的湖南、湖北,合称“湖广省”。
    明末清初的这场四川浩劫,并不仅是四川一省的沉痛史,更是中华民族甚至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惨痛的记忆之一。那么,这次大规模移民,是怎样形成的呢?
    原来在康熙七年,踌躇满志的四川巡抚张德地走马上任,乘船西进经重庆到泸州入成都,沿途巡查走了多天,都没有看到几个人,感到好生奇怪: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?随从回答:都死了!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、千疮百孔,成都府地几乎是一座空城,这给他当初的想象形成强烈的反差。于是,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,表露出自己强烈的忧患意识。
张德地的奏折,详尽自己被皇上荣幸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,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。但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,增赋无策,税款难征,感到局促不安、寝食俱废的严峻形势。继而表述了自己“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,惟有精忠报国、效忠朝廷。经过几日思索,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,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,重建家园的良方上策。”
   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。比如,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,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,加以登记注册,然后由四川“差官接来安插”。或者,直接由朝廷出台一项移民政策,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。康熙皇帝远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,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。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,召集众臣听取意见、出良方。之后,正式颁布了《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》的诏书,下令从湖南、湖北、广东等地,大举向四川移民。
    四川是个移民大省,初来文化多元,久后混同,融入并形成独特厚重的巴蜀文化。确实,由于四川盆地的气候温湿,物产丰富,具有“天府”般的自然优势,以至于历来都是中国人大规模移民潮涌向之处。而且,四川不愧为“天府之国”,丰厚的资质条件奠定了恢复发展的良好基础。
    十多个省份、数以百万计移民入川安家落户,带来社会发展的生机活力。到了乾隆三十二年,四川人口已达二百九十余万,一个波澜壮阔、可歌可泣的时代来临了。“湖广填四川”对四川文化、人口质量、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,甚为深远。
 


张献忠剿四川”之说

 
    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民间,提起“湖广填四川”的话题,不少人自然就把“张献忠剿四川”联系了起来。就在今天的四川广大汉族地区,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,问他祖籍何在,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:
    “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。”
    如继续问:“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?”
    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:“是八大王(张献忠)剿四川嘛……”
    由此可知,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,而是从湖广迁入的。而迁入的原因就是因为“八大王”,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剿四川,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。
似乎,“湖广填四川”这一事件的起因,是张献忠把四川的土著人口杀光了。客观地说,张献忠是对四川造成过严重的破坏,杀害过不少四川人,但他在四川停留的时间前后只有几年,而明末清初四川大规模的战乱却持续了三十四年。因此,张献忠无疑成为了清初四川残破人口锐减的“替罪羊”。
    在灿如繁星的中国农民起义首领中,最具争议的一位要数张献忠了。
    张献忠生于一六0六年,陕西延安人,出生贫贱。当个捕快、边兵。崇祯三年,率领米脂县十八寨穷人举起义旗,绰号“八大王”。他在焚烧皇陵,摧毁封建统治的血雨中一路杀来,同李自成分兵两路(一个往东北箭指北京,一个向西南直奔成都),彻底埋葬了朱氏王朝。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历时两年多的农民政权——大西国。一六四六年底,清军铁蹄突破川北朝天关,由于叛徒刘进忠的出卖,张献忠饮恨死于西充凤凰山。其义子李定国继承遗愿,带领大西军誓死抗清,又血战了十六年,直至马革裹尸。
    有的说张献忠是“恶魔”,杀光了四川人;有的说他是英雄,只杀贪官绅粮不杀百姓……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四川社科院召集全国有关历史学家为张献忠正了名,然而囿于传播力度的局限,至今那些负面的舆论仍旧蔓延着,模糊着人们对“湖广填四川”背景的认识。
    史学家认为,张献忠创造了中国三个第一:
    ——张献忠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,唯一一个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,却高举“只杀贪官,不犯顺民”旗帜的最血腥且具平民性的农民英雄!
    “张献忠陷重庆,瑞王遇害,旧院陈士奇拷死,绅弁俱歼”;张献忠“陷成都,蜀王阖宫被难。巡抚龙文光暨道各官,皆死之。檄诸绅于成都,皆见杀。”张献忠对百姓,则是所到之处,将官府豪绅所“霸占土地,查还小民”,还宣布“边郡新附,免其租赋三年”。难怪张献忠能唤起六十万大军杀向四川,所向披靡,并在数月之内捣毁明府,建立大西国!这缘于“得道者多助”。
张献忠铁血疆场二十年,九处刀伤,几死几生,他是一切权贵一切为富不仁者的死对头,他是一切贫贱者向往自由、向往富裕的一面旗帜。这是其一。
    ——张献忠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恨得最深、骂得最到位的最大蒙冤者。不难想象,历代统治者永远不会将那些敢于向他们造反、并双手沾满血迹的“刽子手”视为英雄。
    特别是清朝“文字狱”的盛行,让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,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,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,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,淹没篡涂。那个把张献忠视为“恶魔”、“逆贼”影响最大的《明史.张献忠传》,就是在几任清帝的授意下编造历史,御用的一批文人墨客编造张献忠“嗜杀自天性”、“一日不流血盈前,即悒悒不乐”、“屠山、屠野,尽一    省而屠之,至千里无烟,空如大漠”等罪行。这是其二。
    ——在中国,一个农民起义军英雄的传说,能够不畏高压封锁、不惧诬陷,流诵广远,代代相传,张献中算是第一个。
    一六四六年,在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,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,并宣称“破一百三十余营,平四川”,即宣布四川平定。然而,事实并非如此,满清攻陷渝城重庆后,对四川人民顽强不屈的抵抗,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,不论是“张贼”官兵,还是无辜的平民,一律斩杀。当时,满清贴出的公告:“民贼相混,玉石难分。或屠全城,或屠男而留女。”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,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。
    为了隐瞒真相、欺骗国人,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!试想,假如张献忠果真如满清所宣传的那样“疯狂的杀人魔王,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,差不多被他杀绝。”那么,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,满清何以能抵抗十多年?已经到了“弥望千里,绝无人烟”的地步,何需“劳驾”满清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?这就是明显的矛盾了。
   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,最离奇又耸人听闻的莫过于御用文人毛奇龄《后鉴录》中所谓的张献忠“四路屠蜀”。满清说,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,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,碑上写有:“天生万物以养人,人无一善以报天,杀、杀、杀、杀、杀、杀、杀”。但后来,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,出土了张献忠的“圣谕碑”。碑文却是:“天生万物与人,人无一物与天,鬼神明明,自思自量。”意思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,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,所以人需要反省。
    有学者曾认为,这是地主阶级文人,对农民起义的仇恨使然,实则是满清政府的授意,其目的是借栽赃张献忠以掩盖清军在四川的屠杀行径。
    清统治者对于自己屠杀川民的种种残暴行径百般加以遮掩,并写入正史。这就导致了今天还有不少人坚信,四川人口的损耗与满清无关。好在文字狱虽然严酷,但百密难免一疏,透过那些    被清窜改过史料中的蛛丝马迹,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满清那份血腥……这是其三。
      总的说来,在明末清初的朝代交替中,满清在四川大规模的破坏共有三次。第一次是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,领兵入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。豪格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,于西充袭杀了张献忠。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,王先谦在《东华录》中如是记载:“复分兵四出,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,斩首数万级”。依据这则史料,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“数万级”都是大西将士。康熙三年,二十万清军的会剿,击败起义军后,采取类似后来日军“三光”的方式,派出大批兵丁“四山搜剿”,“扫穴无遗类”。在这些屠夫们得意洋洋表功的背后,究竟有多少无辜百姓的尸骨,恐怕谁也说不清楚!
   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长达八年的“三藩之乱”,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。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,“宏兵络绎不绝,勒索居民,十室九空……生灵涂炭,怨声满路,”全川已是“民不堪命”的局面。康熙十九年,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,是更大的灾难。庞大的清军入川时,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,主将赵良栋、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,这时被很多人称为“仁君”的玄烨皇帝,却下了一道“就地打粮”的上谕:“遍访贼积米谷,悉行察收。”实际上就是暗示清军,可以随便搜掠财物,荼毒百姓。
    有了大清皇帝玄烨的纵容,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、屠杀川民,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还未停止,清军“败兵奔驻雅州、名山两地,民间谷豆荞麦尽掠,鸡鸭牛羊尽杀,瓦屋茅舍尽毁。人民无依,悉赴川西谋生。”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。康熙二十四年,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不足十万,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。
    当然,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,也杀害了不少无辜的百姓,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,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害的。他建立大西政权,实施“暂取巴蜀为根,然后兴师平定天下”的战略,于此他肯定要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作法,无“民”何有“君”?作为一名农民起义领导,张献忠应该是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。
    所以,在四川制造“弥望千里,绝无人烟”惨剧,决不仅仅是张献忠,而更多是当时的满清军队。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张献忠“屠蜀”之说,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,正是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,清军才是“屠蜀”的罪魁祸首。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,满清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,将责任全部推卸给了张献忠。
“历史”总是代代相传,有人评说。几百年来,百姓也就很自然地相信了。
 



 
为何川人根在“麻城孝感”
 
    说起“湖广填四川”,怎么也绕不过“麻城孝感乡”。因为,几乎所有川人祖上移民的目标的指向就是这里。
    三百多年来,无数四川人自问:“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?”最终都将答案锁定在湖北“麻城孝感乡”。四川人寻根都称祖先源自湖北“麻城县孝感乡”,这个地名让千万巴蜀人魂牵梦绕,无不带着敬意和眷念。
    “湖广麻城孝感乡”,是百万移民后裔家谱里共同的字样,是众多先祖入蜀的来源地,已成为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,成为一群有相似迁徙经历的四川人的群体记忆,而且代代相传。从解放来的    几十年间,麻城地方志办公室共收到寻祖信件一万多封,接待前去寻祖的四川人达四五千人之多。
    四川人根为什么在千里之外的湖北呢?“湖广”包括今天的湖南、湖北,地域辽阔,为何把寻根之地又锁定在麻城?从六百年的大历史视角,来解读麻城孝感乡这个移民祖籍地,就可以发现,麻城孝感乡在我国历史上八大移民集散地、中转地中,对四川的影响最大。然而,在当今的地图上,却找不到“麻城孝感乡”这个地名,不少人认为这是个“子虚乌有”的祖籍地。
“麻城孝感乡”,到底有没有、在哪里?
    地处神州腹心,峰连鄂、豫、皖三省的湖北麻城这个地方,因其五关形胜、屏蔽江南、扼中原之咽喉,举水河自此直通长江,自古为兵家争夺之地。如今,麻城、孝感分属两地,各自成市,两不相干,是什么原因将他们牵扯到一起,而且数百年来,一直镌刻在四川人的记忆里呢?原来,是历史沿革的变迁,引起了众多的疑惑、不解。
不少史学专家经过反复考察,认为当年向四川输送百万移民的麻城孝感乡,其主体部分在今麻城市的南部,红安(原黄安)境内仅有一小部分。在清康熙九年版的《麻城县志》上,能够找到麻城孝感乡“失踪”的原因。县志记载:明代麻城县的四个乡区中,确实有孝感乡。不过在明成化八年对区乡调整时,将孝感乡并入仙居乡。明嘉靖四十二年新建黄安县时,分调土地,就将麻城的一部分(包括原孝感乡一小部)划入黄安,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。
    在麻城歧亭古镇,数百米长的古街两侧,还有着古意盎然的木板作门的小商铺。歧亭镇和它东北面的中馆驿镇一水相连,陆路与水运都很繁忙。明、清时期,此地属麻城孝感乡,歧亭镇的古街正是当年移民入川的必经之路。在这衍生几代人的时间里,麻城县充当的就是移民集散地、转运站的角色。官府的具体做法是,将湖广及其东南地区包括福建、广东、江西、浙江等地的移民集中到麻城,然后在统一编队入川。
    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。自古进入巴蜀的道路就是一条艰险曲折之路。那么,从清代初开始,绵延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,是如何从家乡远涉千里,克服道路艰辛进入巴蜀大地的呢?
史料记载,当年麻城移民入川的路线分水、陆两途。水路从链子溪渡口上船,经举水河进入长江,过汉口、荆州、四川夔州、到达重庆,再行陆路至各地。陆路走官道,出麻城歧亭,经黄陂、孝感、云梦、随州、襄阳、巴东、四川巫山至成都。今天,在举水河边链子溪古渡口的石壁上,仍可看到清康熙四十八年镌刻的“楚蜀鸿沟”四个大字,这里就是水路入川的出发点。
寻根问祖是中国人永远割舍不断的历史情结。
    在四川各地的地方志和私家族谱中,不乏大量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生动记载。如民国《南溪县志》称:“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,溯其始,多言麻城孝感乡”;民国《荣县志》曰:“洪武二年,蜀人楚籍者,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,人人言然”;内江《周氏族谱》:“洪武出治,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诏旨令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填实四川。我祖奉命襁负。其子,入川于红合乡落业。”又如隆昌《刘氏族谱》:“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,明初入蜀。”据称,四川广安籍的一代伟人邓小平,其实也是湖北麻城的移民后裔。
    川西大邑的出阝江,刘姓较多,古镇街上的刘氏家族就一直自称祖上是“湖广填四川”的“麻城孝感乡”人,他们还完整地保留了七言绝句似的二十八代族谱,脉络清晰,而且代代相传,使人不得不相信其族谱的真实性。
    “麻城孝感乡”,虽然作为行政地域概念早已不复存在,但作为移民的记忆符号,却一直深藏在四川人的心底,直到永远。并且,海内外不少关注寻亲的人,都能从中找到寻根的线索。
    如今,湖北和四川之间关系源远流长,关系密切。那么,麻城人如何看待这些远道而来的寻根人?他们对远在川渝的乡亲十分友好,常常以燃放鞭炮、斟满美酒的礼遇,迎接前去寻根的亲人。目前,该市还成立了“麻城孝感乡现象研究会”,在成都还设立了“寻亲咨询站”。
 

 
那些民间的传说
 
    在汉语现行划分的七大方言区中,四川与湖北都是北方方言区。因“湖广填四川”的历史由来,以湖北话为基础形成的四川官话,则是今天川渝的主流语言。
换言之,语源系湖北话,川人保持着几百年前的词汇和近似的楚音。也就是说,川渝与湖北语言的相似、相近、相同,也深深烙印了移民的历史痕迹。至于楚文化与巴蜀文化大交融,四川官话的形成,受湖北话影响很大。
    如今,川、渝、鄂三地常用的一些俚语,名词如伯伯(父亲)、索子(绳子),抄手(馄饨);数词如盘(回,次),砣(块,堆);动词如欠(盼望、想念),揩(擦)、瞄(看、瞅);形容词如拐(坏,歹),幺(最小的)、秋(烟熏)、赫人(可怕);口头语如哪个(谁),将才(刚才)等,从文化语言的大融合,能够一窥形神,揭示内在渊源。而且,几百年来,在川渝大地的民间,一直在传说着“湖广填写四川”的一些故事——
    无论男女老少,每个人的脖颈上、双手手腕处,天生都有一些不规则的皱纹、纹路。这些不规则的纹路,看起来就像细小的麻绳捆绑勒紧后印记在上面似的。这是人天然的生理现象,却烙印着“湖广填四川”之说。
    当年,官府动员湖广一带的百姓移民四川时,那些深抱“故土难移”思想的当地百姓,都不想、更不愿意远离家乡、西行入蜀定居。于是,官府强行迁移他们,列入移民的百姓全部用细小的麻绳在手腕处捆着双手,由官兵带着,三五十人为一列队,男女老少满含热泪,极不情愿地踏上漫漫的西行之路。他们翻山越岭、餐风宿露地行走十多二十天,才到达目的地,这些人的手腕被麻绳勒出了深深的血印,因而手腕处就永远留下了麻绳印记。
    在规模浩大的移民过程中,有部分宁死不屈的百姓,怎么也不愿意踏上移民之路,被官兵就地用麻绳吊死在沿途的棵棵大树下,并警示着成千上万的移民大军。个别被沿途的当地百姓悄悄救活过来的移民,看着妻儿老小、亲朋好友都随迁移队伍走远了,又开始牵挂起他们来,最后还是无奈地去追赶着移民队伍…… 入蜀的这些人和这些人的后人们,在脖颈处就永远地留下了麻绳紧勒过似的印记。 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被捆着,胳膊逐渐麻木,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,以后这些移民大多喜欢背着双手走路,其后人也沿袭这种喜欢背着双手走路的习惯。
“解手”是世人皆知的常用通用俗语,意即大小便,或曰“上茅房”、“如厕”。这个词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先秦,或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,一说古代在押的人犯,必须披枷带镣,以防逃跑,当他们欲上厕所时则呼告“解枷松手”,便有“解手”一词;一说“解手”与“解溲”谐音,而文人们则音近而讹,写成了“解手”。在川西坝子的民间,关于“解手”一词与当年“湖广填四川”时,清朝廷强制性移民有关。
    家乡月明,故土难舍,谁不留恋生养自己的家乡?任凭官府怎样催逼,人们依然纹丝不动。官府无奈只好四处张贴广告,广为宣传,人们还是不愿意背井离乡。官兵交不了差,最后只好强迫百姓登记,如拉壮丁似的,男女老少全部“悉系其手,牵之而行”。
    在长途跋涉、漫漫西行的长途中,众多移民免不了要屙屎洒尿,就不断有人向官兵报告:“官爷,请解开手,我要方便!”押解官差,只好解开被捆绑的双手,让其一了方便……次数多了,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,只要说声:“官爷,解手!”彼此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。此后,“解手”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。
    在道教发源地的鹤鸣山下,有一个以姓氏为地名的村落叫“牟家营”,牟姓是旺族,在当地居民中的比例相当高。这里,一直传说着“张献忠剿四川”时不杀牟姓百姓的故事。
    话说当年张献忠率几十万官兵进剿四川,荡平了天府之国,偌大的成都府地成了一座空城之后,官兵又四处围剿、烧杀掠抢,无恶不作,川西大邑的雾中山也未幸免于难。
    雾中山是我国古代四川至印度古道上南丝绸之路的一座佛教胜地,原名大光明山。据佛经记载,此山为佛教西方教主阿弥陀佛的应化道场,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印度高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远道而来雾中山,创建中国南方第一座古刹并表奏朝廷,赐额雾中大光明山普照寺,比我国第一座佛教寺庙洛阳白马寺晚六年。晋、唐以来雾中山到了极盛时期,方圆数十里都是栋宇错落、绝无杂居的寺庙,僧众达几千人。张献忠攻破成都,得悉蜀王奉铨将金银珠宝及部分王眷疏藏到雾中山,专门派遣一支兵马前往雾中山追剿。
    雾中山下的两河口山高树密,峰峦叠翠,河谷窄小,两岸危岩夹峙,河谷仅有栈道可通,有一夫挡关、万夫莫开之险。山上的数千僧人为保卫寺院,同仇敌忾,在此重重叠叠形成坚固的防御攻势。官兵就此强攻多日都没成功,又不甘心,便开始寻访民间哪里还有上山途径。当地百姓为躲避灾难都逃跑、藏匿起来,偶遇三两人不敢答言,避而远之。一日,一队官兵遇一独户老者戴着斗笠,在田里用牛驾着犁头耕田,便计上心来,其中之一化装成上山烧香拜佛的香客,非常真诚地去拜访老者。不知真情的老者告诉说,两河口左面山峰密林有一条上山的捷径……于是,一只精锐官兵沿捷径上山,前后夹击攻破了僧人的防御攻势。随后,张献忠亲率三千精兵强将终于上山,偌大的丛林禅寺就这样毁灭了。
    张献忠听官兵说,是一老者告诉了上山捷径才毁灭了普照寺,认为那位老者有功,问起是何人,无人知晓。没有多少文化的张献忠,只好根据当事人的形象描述,认定那位用牛并在牛的颈勃上驾着枷端弯、牵引犁田的老者姓“牟”,就下令凡是姓牟的百姓一律不得杀害。牟姓百姓在历史上的“甲申兵火”中,便很好地保留了下来,在鹤鸣山、雾中山一带形成了旺族。
后来,在鹤鸣山下就有了“牟家营”这个村落。而且,在一山之隔的出阝江河流域的出阝坝古镇一侧,还形成了一个牟姓人居多的“牟河碥”地名。


作者简介:
    映月河,男,本名杨刚祥,大邑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。热爱文学,发表文学作品30多万字,著有《西岭雪山的传说》一书,现为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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